重光研究 | 新规之下对赌协议实务解读系列(一) ——对赌协议的效力边界与主体责任
一、对赌安排的法律性质与常见类型
对赌安排,又称估值调整机制,是投资方与融资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为弥合估值分歧而设计的合同安排。其法律性质在学理上存在射幸合同说、附条件合同说、期权合同说等不同观点,但司法实践已形成基本共识:对赌安排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内的合同安排,其效力判断应回归合同编的一般规则,而非因其“对赌”之名而当然否定。
从交易结构看,对赌安排主要呈现四种类型:
(一)股权回购型对赌。
约定在特定条件未成就时(如未按期上市、业绩未达标),由义务方按约定价格回购投资方持有的股权。这是最为常见的对赌类型,也是争议最为集中的领域。
(二)现金补偿型对赌。
约定在业绩未达标时,由义务方向投资方支付现金补偿,补偿金额通常与业绩差额挂钩。此类安排不涉及股权变动,但涉及公司资产向股东的单向流出,同样受到资本维持原则的约束。
(三)股权调整型对赌。
约定在业绩未达标时,由原股东向投资方无偿或以象征性价格转让一定比例的股权,以调整投资方的持股比例和估值基础。此类安排主要发生在股东之间,不直接涉及公司资产变动。
(四)混合型对赌。
在同一交易中同时约定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对赌安排,例如约定投资方有权选择要求回购或接受现金补偿,或约定回购与补偿并行。
不同类型的对赌安排,其效力判断标准和履行规则存在显著差异。股权回购型对赌涉及公司减资或股东受让,现金补偿型对赌涉及公司利润分配或股东支付,股权调整型对赌则主要涉及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实务中,投资方在交易结构设计阶段即应充分认识到类型选择对后续权利实现路径的深远影响。
二、新规对对赌安排的主要影响
(一)监管规则对对赌条款的限制与引导
2026 年出台的国办函〔2026〕54 号文件,释放出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明确政策信号。该文件的核心导向在于引导对赌安排从“短期退出压力”向“长期价值共创”转变,对“明股实债”式对赌持审慎态度。所谓“明股实债”,是指名义上为股权投资、实质上具有固定收益和刚性兑付特征的交易安排,此类安排与股权投资的风险共担本质相悖,亦可能规避金融监管。
中基协 2025 年 12 月发布的私募股权投资条款提示,则从基金端合规角度对对赌安排提出更具体要求。该提示要求管理人在基金合同与投资协议层面同步回应合规要求,包括对赌条款的信息披露、风险揭示、利益冲突防范等内容。这意味着,对赌条款的合规审查不再仅限于投资端,而是延伸至基金募集、运作、退出的全流程。
各上市板块对对赌条款的审核规则亦呈现差异化特征。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对拟上市企业对赌条款的清理要求与恢复效力安排各有侧重。总体趋势是:申报前原则上应清理对赌条款,但允许在特定条件下约定“恢复效力”安排,即对赌条款在上市审核期间中止、上市失败后恢复。申报前“清理—恢复” 的节奏设计,已成为投行和律师实务中的焦点问题。
(二)司法裁判对对赌效力的审查重点变化
最高法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37 条,虽尚处征求意见阶段,但其对对赌履行条件、程序路径的细化指引尝试,已为实务提供重要预期。该条的核心信号在于:司法裁判将进一步聚焦对赌履行的可行性与程序合规性,而非简单否定对赌条款的效力;针对目标公司的回购、补偿义务,若未满足减资或利润分配法定条件,不仅履行请求难以支持,与之配套的违约责任、担保责任也将同步受到限制。
从裁判趋势看,对赌纠纷的审查重心已从“效力之争”转向“履行之争”。在早期裁判中,法院曾以对赌条款违反风险共担原则、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等理由否定其效力。但近年来的主流裁判思路已发生明显转变:法院越来越倾向于认可对赌条款的效力,转而聚焦减资程序、可分配利润等履行可行性问题。这一转变意味着,投资方在对赌纠纷中的胜负手,不再是对赌条款本身是否有效,而是能否证明对赌义务具备履行条件。
(三)对赌安排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衔接
资本维持原则是公司法的基石性原则,其核心要求是公司资产不得未经法定程序向股东返还。在新规背景下,资本维持原则呈现强化趋势:目标公司回购资金不得侵蚀注册资本与资本公积金,可分配利润成为目标公司承担对赌义务的关键约束边界。
这一约束直接影响了 “谁更适合当回购义务人” 的交易结构选择。目标公司回购的程序成本与不确定性——包括股东会决议、减资程序、债权人保护等 ——正推动更多交易转向“创始人+目标公司补充责任”的组合结构。在这一结构下,创始人作为第一顺位回购义务人,目标公司在完成法定程序的前提下承担补充责任,既回应了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也为投资方提供了相对可行的退出路径。
三、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履行规则与资本维持限制
(一)目标公司承担对赌义务的法律基础与常见安排
目标公司承担对赌义务的法律基础在于其作为增资协议的当事方,通过股东会决议或投资协议接受了回购或补偿义务。常见安排包括:目标公司作为独立回购义务人、目标公司与原股东作为共同回购义务人、目标公司为原股东的回购义务提供担保等。其中,目标公司为股东回购提供担保的,须符合《公司法》第 16 条关于关联担保的决议要求,即经股东会决议且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否则担保条款可能被认定无效。
(二)资本维持原则对对赌履行的限制
目标公司履行对赌义务,首先受到注册资本与资本公积金的保护边界约束,区分两种合法履行路径:
1. 以公司自有资金直接履行的,回购或补偿资金仅限于公司税后可分配利润,不得来源于注册资本与资本公积金;若目标公司无可分配利润,投资方要求目标公司直接支付回购价款或补偿款的请求将无法获得支持。
2. 通过减资程序履行的,可对应减少注册资本向投资方支付回购款,但须严格履行法定减资程序,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
(三)新规下的实务新动向
国办函〔2026〕54 号对 “耐心资本” 的鼓励,是否意味着监管对目标公司回购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中基协条款提示对基金端合规的加码,如何传导至投资协议的目标公司义务设计?这些问题尚待配套细则明确,建议实务中持续关注。当前阶段,交易文件设计仍应以现行公司法框架下的资本维持原则为底线,不宜因政策导向而放松对目标公司回购的程序合规要求。
四、与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赌的效力与责任边界
(一)股东、实际控制人作为对赌义务主体的常见模式
原股东回购义务是最为常见的模式,即由目标公司的原股东(通常为创始人团队)作为回购义务人,在触发条件成就时按约定价格回购投资方股权。实际控制人连带责任或差额补足义务,则是在原股东回购义务基础上,由实际控制人对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或对回购价款不足部分承担补足义务。多主体对赌义务的约定与追索顺序,涉及多个义务人之间的责任分配和投资方的追索策略选择。
(二)股东、实际控制人责任范围与限制
责任上限条款的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部分裁判认为,对赌义务属于合同义务,当事人可以约定责任上限;另有裁判认为,责任上限条款若导致对赌安排丧失实质意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夫妻共同债务与担保责任等延伸问题,涉及对赌义务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配偶是否需要对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等,需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则具体判断。股东退出后对赌义务的存续与承继,则需在交易文件中明确约定,避免因股权转让导致对赌义务落空。
(三)新规导向下的主体选择再平衡
在目标公司回购程序趋严、上市审核对赌清理要求趋紧的背景下,创始人个人回购的 “兜底” 功能被进一步放大。但个人偿付能力、夫妻共同财产、股权代持等风险也随之凸显。实务中,投资方在依赖创始人个人回购的同时,应同步考虑要求创始人提供财产线索披露、股权质押、第三方担保等增信措施,以增强回购义务的实际可执行性。
对于约定 “目标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的结构,须在协议中明确其一般保证的法律性质,约定仅在创始人经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回购义务时,目标公司方在法定程序框架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配套先诉抗辩权约定,避免因表述模糊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连带责任。
五、实务建议
第一,交易结构设计时优先考虑由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承担回购或补偿义务。目标公司回购的程序成本与不确定性较高,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作为义务主体,其履行路径更为直接,争议解决效率更高。
第二,将目标公司作为补充责任主体,并同步约定股东对目标公司义务的担保或连带责任。设计该结构时须明确约定责任性质为一般保证、目标公司享有先诉抗辩权,同时严格履行公司内部关联担保决议程序,既回应投资方对目标公司资产的信赖,又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条款失效。
第三,连带责任条款须明确列明各方责任范围,避免模糊表述。多义务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追索顺序、内部追偿等事项应在协议中逐一明确,防止争议发生时因约定不明而增加维权成本。
第四,密切关注国办函〔2026〕54 号配套细则、中基协后续自律规则及最高法司法解释正式稿的落地节奏,在交易文件中预留条款调整空间。对赌规则的动态演进特征明显,交易文件应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前瞻性,避免因规则变化而陷入被动。
本文作者

陈杰 · 律师
重光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执业领域:
投融资、证券服务、金融资管、争议解决

李静 · 律师
重光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执业领域:
商事诉讼与仲裁、金融、股权投融资、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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